党的四大与保密工作

更新时间：22年06月20日 点击数:40106

和党的一大、二大一样，党的四大也是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其在会议保密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包括会址选择、召开形式都体现了更为审慎的保密考虑。

推迟召开的大会

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一大到三大，三次代表大会分别于1921年7月、1922年7月、1923年6月召开。党的四大本来应在1924年举行，但这一年大事连连，如期召开四大确有困难，不得不一再延后。

负责大会记录的郑超麟回忆：“因为这年事情多，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改组大会，黄埔军校开办，中国共产党布置全国工作，段、张、孙反对曹吴战争（即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与曹锟、吴佩孚之间的战争）……等等，不能不把大会推迟到次年一月。”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党组织在筹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首先是开会地点，经过审慎考虑，最终选在了上海闸北通往吴淞铁路一侧的“中国地界”。当时这一带紧邻租界又不是租界，有许多3层的石库门房子，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1925年初，党组织以个人名义租下了其中一幢（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作为大会的会址。租下这幢房子后，党组织派人对其重新布置。彼时，上海教育界正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于是便把房子改头换面，装扮成补习学校的样子。一楼是客堂，二楼是教室，整齐地摆放着几张书桌椅，墙上还挂着一块大黑板，三楼是宿舍。

与会代表报到后，一部分人被安排在三楼的临时宿舍，而大部分人则住在上海大学、上海书店等党的组织机构所在地。对此，代表李逸曾在《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一文中写道：“各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四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即阮章）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

1925年1月11日，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所“学校”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会前，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彭述之任大会秘书长，郑超麟和张伯简为大会记录员。

拿着课本来开会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会前每位代表都接到了通知——要带上英文课本参会。这样，一旦有情况，他们便能迅速收起文件、拿起课本，以“上课”为掩护。此外，在一楼的楼梯口还系了一根麻绳，连着二楼的小铃铛，如果出现险情，楼下客堂里承担警戒任务的会务人员会拉铃提醒。

陈独秀是大会的主持人，他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并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接下来，各地代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工作情况。其中，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着重谈了广东的军事状况，瞿秋白、蔡和森等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适应和领导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围绕这个议题，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宣传工作等11个议决案。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中央执行委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在随即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

之所以称为“总书记”，是因为这次大会修订的党章明确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并规定“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由此，总书记的称谓延续至今。

对于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评价：“党的四大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此外，四大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数量，巩固党的纪律，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会后，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党员人数激增，到1925年10月已经达3000人，比四大召开时增加了两倍。

保密工作渗透到多领域

这次大会通过的文件，体现出党对保密工作更加重视。在《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论及“职工运动的组织问题”时指出：“工厂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不过在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小组应绝对的秘密，并且在反动派之工会里边最适用这种组织。”同时还强调：“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是潜伏于工作部分的组织，不但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因此要求党员从事职工运动时，要秘密发展“小组”这一基本组织。在《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也指出：“本党妇女部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之下，只能秘密存在。”

大会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则指示：“《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就“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构成”指出，在组织部之下，专门设置“交通”一职，“交通”的责任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可见，保密工作已经渗透到工人运动、妇女工作、宣传和组织工作等多领域多方面。

会议期间，代表们也非常注意安全保密。据李逸回忆，一天会议结束时，秘书处通知大家，维经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结果，当大家准时到达并见到维经斯基后，他却说“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怕已经“引起租界方面注意”，晚上就不作报告了，并让大家回去。那时，张太雷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特意关照代表们要“分批外出，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会的组织是十分严密的，保密工作更加注重细节。

确认四大会址

如今，我们在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已经看不到四大会址的老房子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中，这幢3层的石库门房子就被日军炮火炸毁了。

很长时间以来，党的四大会址到底在哪儿，没人清楚。一直到80年代，上海市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查考证工作，才逐步确定下来。他们寻访了很多当事人，特别是从四大负责会议记录的郑超麟那里，获得了很多宝贵线索和有价值的信息。

1984年，郑超麟在上海虹口区有关人员陪同下，进行了实地勘察，寻找当年会址。他们沿着川公路，一直走到铁路轨道边，再沿着铁轨往北走，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郑超麟停下来，指着铁道东边（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一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

可惜的是，会址的石库门房子已经荡然无存。为了纪念党的四大，1987年11月,上海市有关部门在会议原址设立了一块纪念碑，上书“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1925） 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为纪念地点”。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作者：张建军（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2册，万卷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等）